作者： 蔡玲
摘要：《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一期
原文标题：青年过渡中的个体选择与结构限制——对当今青年从学校到职场过渡过程中“悠悠球”现象的质性分析
摘要: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滚雪球抽样对14位正在或曾有过非典型就业、失业经历的青年进行个案访谈，审视当今中国青年过渡的Yo-Yo现象，并分析在青年过渡过程中的机会开放与结构限制效应。
研究发现，与西方学者研究发现相类似，目前中国也存在青年过渡中的Yo-Yo现象;有部分青年持续停留在非典型、不稳定的工作变动中;青年的Yo-Yo过渡现象既是机会开发也是结构限制的结果，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家庭的支持能力。
最后本研究归纳出三个值得进一步验证的命题:Yo-Yo是教育开放、就业限制的结果;Yo-Yo是对家庭资源充足者开放，对家庭资源不足者限制的结果;Yo-Yo是表面上开放，部分实质限制的结果。
关键词:青年过渡; 机会开放; 结构限制; Yo-Yo现象
国际劳工组织于2016年8月24日在总部日内瓦发布了《2016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该报告以翔实的数据和例证指出，由于全球经济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全球劳动力市场发展前景黯淡，青年(年龄在14~25岁)就业前景尤其令人担忧，预计到2016年底，全球将有7100万青年处于失业状态，占该年龄段总人口的13.1%[1]。
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始，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欧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均出现去管制化、非典型化发展趋势，使得劳动关系不断向市场倾斜，失业率特别是青年失业率维持在十分令人担忧的高水平。
在中国，青年就业特别是大学生就业问题历来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议题，全国青联及劳动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发布的《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15~29岁的青年总失业率为9%，高于6.1%的社会平均失业率。过去人们往往认为青年由于稳定性较低、技术不够成熟，因此不容易找到符合其志趣的工作，游走于就业和失业之间似乎是一件尚能被接受的现象。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青年就业议题已不再是简单的就业与否，还将牵涉就业类型，以及进一步影响青年自我认知与职业生涯发展等诸多深层次问题。
本研究拟在青年就业的相关议题脉络下，通过对当今中国青年就业现象的描述，对青年过渡(对于“青年过渡”的概念，笔者认为应包括成年责任与生活形态的改变)中的个人选择与结构限制进行探讨。
西方国家对青年就业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伴随着福利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福利国家危机议题的出现，青年研究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到2000年后，由于青年失业现象和青年非典型就业现象的日益严重，“青年就业”与“青年过渡”(Youth Transition)直接涉及青年人的身份认同，即社会整合与社会排除问题，并对社会安定具有潜在性的影响，成为诸多跨学科领域的研究主题。
相对于“儿童”与“成年”两个阶段，在人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青年”阶段往往易被忽视，然而随着社会变迁与社会制度的发展，特别是教育的延长、就业职场专精化的发展，“青年”阶段越来越受到社会与学术界的普遍关注[2]。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学者们对“青年过渡”问题逐渐达成初步共识:“过渡”指从学校到职场的过渡;从原生家庭到扩展家庭的过渡;从与父母居住到独立居住的过渡[3]。
学术界越来越关注青年问题的研究与青年长期以来处于较高失业率水平或即使就业但属于非典型就业(Atypical Employment)密切相关，对此有学者认为当代青年正处于风险性就业结构之中[4]。
从ILO发布的《2016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看，我们不难发现有两个重要特征恰好对青年处于较高风险就业结构进行了印证:一是虽然一些发达国家整体失业率数字有所下降，但就各国情况而言，各国的失业情况依旧维持在不低的水平;
二是就青年失业率和总失业率间的数字看，青年失业率在各国都高于总体失业率。针对这一全球性的就业结构与现象，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并提出相关解释。一些学者认为青年与成年人的人口特征、所处的劳动市场不同，因此就业与失业模式不尽相同，即从雇主的角度看，青年人往往稳定性较低、技术不够娴熟，因此更加偏好雇用青壮年人;从青年从业者角度看，青年人尚未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较易对工作感到不满而离职[5]。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现实情况也随之变化。过去青年人与青壮成年人的劳动市场不同，二者心态也不同，青年人虽容易失业但也容易重新就业;而如今青年依旧具有稳定性较低、技术不娴熟等特征，但容易找到工作的情况却不复现，即青年容易失业，但未必仍容易就业，即使是从较低阶层工作重新开始也未必容易，因此如今的青年相较于过去面临长期失业的风险性更大[6]。
此外，曾任国际劳工组织顾问的奥希金斯(O’Higgins)认为:人们对失业者的刻板印象也需改变，即失业者、贫穷者不应再仅限于老人、身心障碍者、久病者、低教育者等不具工作能力的人群，青年也可能处于长期失业、收入偏低或不足的情形之中[7]。
针对青年失业与就业市场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应对此结构的改变进行重新认识，同时也应接受这种改变是一种结构性的改变[8]。汉斯(Hess)等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青年失业现象是一种结构性的结果，此现象与人口结构、劳动供需、国家薪资政策、教育培训政策以及整体经济表现等方面的结构和政策相关[9]。
波洛克(Pollock)也强调对于青年来说，失业与不稳定就业不仅是短期经济安全问题，更有长期不利影响，特别是青年在毕业后如不断处于进出劳动市场状态，则很容易将自己置于易受伤(vulnerability)且脆弱的境地，不仅会影响青年的自尊与成就感，还将对其日后的职业生涯发展造成一定影响[10]。
如今就业/失业已成为青年进入劳动市场的结果而非历程，处于就业/失业的某一位置即是青年过渡不顺利的结果。因此，在青年就业风险的脉络下探讨青年过渡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沃尔瑟(Walther)指出，随着社会变迁，现今时代的青年包括在两性角色、职业发展及成年角色方面呈现出更加多元的发展趋势[11]。
布拉斯科(Blasco)认为，工业社会阶段的人们其生命历程多呈现出一种线性结构，即“就学—就业—结婚—生子”，即使部分青年未完全遵循此过程，或存在部分在职进修、回流教育等情况，这种线性模式也具有一定的参照性。而今，这一线性发展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人们的婚育行为产生了改变，就学与就业间的界限也日益模糊[12]。
对此，有学者用“悠悠球”(Yo-Yo)来描述青年生涯过渡中的非标准化、多向变动的情况[13][14]。目前经学者们的引用，Yo-Yo已被欧洲的很多研究者使用，按照文献中的解释，Yo-Yo指的是一种结构，在此结构下存在着在青年过渡到成年的过程中，可能出现反转的可能性(reversibility)(指又回到青年阶段)[15]。然而，在青年Yo-Yo的过程中，社会往往在不断向青年陈述、肯定各种可能的同时却缺乏给他们提供具有参考性的指引方向，使得青年在各种可能的选择过程中迷失生命的方向。
虽然，从青年的个体人生角度看，由过去单一线性的过渡期转变为Yo-Yo、多样化，能为其提供更多可能性选择，但从期待经济安全、就业稳定的宏观角度看，Yo-Yo或多样性则往往与不稳定、不安全并存。对于青年来说，多元不仅提供了选择的自由与空间，也给他们带来了必须承担的更多风险与不确定性[16][17]。
那么对于青年来说，Yo-Yo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个体是机会还是限制?这些选择性机会对于青年是否具有同等开放性效果呢?有研究者指出，在个体青年的就业中，个人能力、工作态度甚至种族阶级才是直接影响其能否取得工作机会的重要因素[18][19]。罗伯特(Robert，1997)和塔克(Tucker，2004)的研究也得到青年对就业的认知与家庭阶级有关的结论[20][21]。
此外，汉斯等人指出，在总体经济情况不佳的结构中，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或职业技能欠缺的青年在其生涯发展中往往存在认同危机，这一状况对他们的人格与心理发展均具有负面影响[22]。布拉斯科将青年自身的能力，即就业力(Employability)概念纳入研究时指出，青年所具有的有限资源往往是其职业选择受限的因素之一，同时指出至少存在四种可能类型:
(1)资源有限的青年，此类青年由于资源不足，往往被迫在不确定的工作、失业、补救性的职业训练中移动;(2)资源充足的青年，此类青年可完全依据其需求进行选择与决定;(3)有理想却受限于制度的青年，此类青年想在就业和学习中进行新的突破，但往往受限于传统的、标准化的就业与就学制度;(4)依赖的青年，此类青年因失业或社会保障不足，而长期依赖于父母的支持。
综合上述西文中对青年就业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影响青年就业的因素主要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就业市场风险的加剧，特别是伴随着服务业扩张和劳动市场弹性化，青年更易处于失业及不稳定的就业形态与经济不安全的地位之中;另一方面则是来自青年的个人能力与家庭资源。Yo-Yo过渡一方面看似给青年提供了更多相对自由的机会选择;但与之相对，对一些青年来说这种过渡并非出自个体的选择，而是劳动市场限制与风险的结果，即因为未能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得稳定的就业位置，不得不处于变动的状态之中。
而“主动选择”与“被动限制”这两种不同类型的Yo-Yo过渡与个体资源和家庭支持间也存在一定联系。可见，青年过渡问题不仅涉及社会整合，且与公共服务、社会政策等密切相关，因此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上均具有较大意义。
回到中国的现实结构中，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失业人数和青年失业人数总体均呈上升趋势[23]，其中青年失业现象更是呈现出低龄化、高学历化、占比高、失业率高等特征[24][25]。根据全国的统计数据，16~24岁的人口失业问题最为严重，占总失业人口的26%，比25~34岁年龄段的失业人口多26%[26]。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青年失业人口总量已达到995万余人，占青年劳动力的3.5%，其中毕业后未工作的488万人，占失业青年的49%[27]。从失业时间看，刘汶蓉、孙苑芳的调查显示，青年(15~24岁组)平均失业周数超过20周，成年(25~29岁)的失业时间更是超过26周[28]。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青年过渡现象的研究虽还不多，但关于青年就业议题已有了不少探讨。喻名峰等曾对近十年来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进行了回顾，从大学生就业难、就业影响因素、就业质量、就业诚信、就业教育、就业指导等六个方面对这十年来的就业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今后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29]。
一些学者对青年失业的特征进行了分析，指出青年失业具有明显的总量不稳定性即结构不均衡性，并从青年劳动力需求、供给、市场失灵等方面研究了失业的成因[30][31]。此外也有不少学者从青年就业的途径和相关因素、就业成本、就业观念变迁、就业类型变化、青年女性就业歧视、弱势群体就业问题等方面予以了探讨[32][33][34][35][36]。
综上，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青年就业特别是大学生就业情况研究较多，且从目前既有的研究成果看主要集中在借助统计数据进行总体面向的定量分析，而从实际个案出发，对青年过渡及其就业历程，尤其是对就业不顺利者，即当代西方学者所关心的青年“悠悠球”(Yo-Yo)现象，未能有初步的了解。
此外对于Yo-Yo现象所代表的两种可能意义:青年的Yo-Yo究竟是个体主动的选择还是劳动市场被动的结构限制，探讨不多。
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个案的质性分析，对我国“青年过渡”及“悠悠球”现象做一初步了解，期望通过对个体层面中青年就业历程的探索了解青年从学校到职场中的过渡，以及在就业过程中的变化，并对青年之所以会出现“悠悠球”过渡的原因进行初步探讨，为日后进一步的总体性研究提供相关基础。
由于青年就业问题往往涉及经济结构、劳动力市场、教育与培训机制、家庭资本等多维面向，很难在一项研究中全部涉及，本文作为探索性研究，将主要集中在就业类型和就业历程两个层面。研究采用深度访谈的方式，访谈主题主要包括: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青年进入劳动市场的历程、年轻成人就业中的生涯探索与工作过渡、工作过渡原因等方面。在对主题探讨方面，研究主要聚焦于分析青年Yo-Yo过渡是来自于个体的选择还是结构的限制，并在个案分析基础上进行过渡类型归纳。
由于本研究的重点在于了解“青年过渡”中所谓的Yo-Yo类型青年，因此采用立意抽样选取研究对象，以“目前或过去曾从事非典型就业、具有失业(待业)经历者”为访谈对象。
此外，虽然国际及我国劳动统计对青年年龄界定在15~24岁，但根据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普及程度和教育现状，本研究将被访对象年龄界定为20~29岁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青年(之所以选择大学学历者，主要考虑到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40%以上，与新中国成立时比增长超过150倍，而仅有高中学历者在当今社会往往被归为低教育者，他们处于失业或从事非典型就业形态时往往被归因为个体能力与技术不具有竞争力，与本文探讨的主旨不同)。
研究运用滚雪球方式找到14位受访者，并于2017年6~8月完成访谈。在14位受访者中，从性别上看男性和女性各占7名，从就学就业状态看，有8名处于就业中(4位长期工作，4位短期性工作)，2位准备考试或准备就学，2位打工的同时准备考试，2位处于失业中。受访者中有11名具有非典型工作经验，其中3名曾有过非自愿的全职性工作(C6、C11、C14)，1名有非自愿的小时工型的非典型工作经验(C5)，7位有自愿从事部分工作、打工性的非典型工作经验(C1、C2、C3、C4、C7、C8、C9)。受访者中3名是国家重点大学毕业，11位普通大学毕业，其中6位专业是经管、金融等专业，6位是人文社科类专业，2位是理工科专业。
(1)Yo-Yo的开始:打工—就学就业界限的模糊(A类型)
本研究的受访者中，有13人在校期间有不同程度的打工经验，其打工原因包括因为自己的兴趣(如C5)、为了增加零用钱(如C7、C8、C9)，但也有4位受访者(C3、C6、C11、C14)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必须依靠打工赚取自己生活费。显然，进入劳动市场之前，在校期间的打工即为Yo-Yo过渡中的第一种变动类型(A类型)。
基本就是大一下学期开始在学校附近的超市打工，一直到毕业......就是想着这样可以不和家里要钱。(C11)
我以前在学校时候就自己打工了，做家教，基本上收入可以供我在学校的基本开销。(C6)
我之所以打工其实是想减轻家里负担，我是单亲家庭，妈妈一个人供我读书很不容易，我这样可以不和她开口要钱。(C14)
可见，打工是青年非线性“就学—就业”/Yo-Yo的开始，特别是家里经济条件不佳的青年必须为自己每月生活费而打工。
(2)未顺利进入全职劳动市场，仅获得部分工时的就业岗位(B类型)
青年毕业离开学校的同时也是其进入劳动市场的开始，那么他们是如何获得第一份工作，以及是何种工作类型?事实证明，部分青年在离开学校后，并不能顺利进入劳动市场，获得一份令人满意的工作，相反他们只能从不稳定的临时工作开始，即成为Yo-Yo过渡中的第二种变动类型。
大概是毕业后应聘到一家广告公司做临时工，不是正式的那种，收入很少。(C3)
(3)准备考试而自愿从事小时工工作或暂时退出劳动市场(C类型)
调查中发现还有部分青年为了准备研究生考试、司法考试、注册会计考试等在就业与就学之间呈现出界限模糊状态，特别是那些家庭资源有限的青年，在准备考试过程中必须为自己的生活需要而同时从事部分工作，如C10和C4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准备考研。
我基本上毕业后就一边自己读书准备考研，一边工作。(C10)
我毕业后虽然有机会进入报社工作，其实也就是个兼职助理，但还是想着只要有时间就还是要努力，争取可以考研时考上好的学校。(C4)
而对于那些家庭资源较高的青年，则可以暂时不进入劳动市场，在就学与就业之间暂时“真空”。
我毕业后就想着准备司法考试，反正就是全力准备那种，家里也不催我赶紧工作挣钱。(C15)
我是工作半年后就主动辞职了，这段时间没有工作，因为我打算与其在一个不太好的工作上干，还不如好好准备考研究生，以后可以选择多一些。(C9)
(1)顺利进入全职的劳动市场:传统模式的青年过渡
虽然所谓的传统、稳定性的工作似乎越来越少，但依旧有青年可以有机会获得全职的稳定工作。
我这份工作其实就是一家公司来我们学校招聘，我就去了，然后就被录用了。这份工作我也挺满意，基本就是学以致用吧，因为我学的是管理，工作就是业务助理，蛮对口的。(C1)
也有部分青年进入劳动市场的全职工作并非是受雇者，而是自雇者。
我就是自己给自己当老板，我们家是做药材生意的，我跟着我爸一起，我自己又成立了个公司。(C2)
此外，即使有几位受访青年顺利找到了正式工作，也未必一直留在人们所定义的“好”工作之中，在经历了短暂性停留后，他们选择离开这些工作转向就学或其他工作，于是出现了Yo-Yo过渡中不同阶段的不同变动类型(类型C或类型E)。
我的工作是一毕业家里亲戚给找的，国有大企业，要说是蛮稳定的好工作了，但是我当时就是不喜欢，辞了，重新考研去了。(C9)
(2)非自愿进入不稳定的全职就业市场(D类型)
伴随劳动市场供需的不均衡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毕业后不能顺利进入所谓的正式、全职性工作岗位，部分青年从事的全职工作是不稳定的非典型工作，如所谓的派遣工、短期聘用、实习生等。如C6就是人事代理教师。
我是毕业后就拿了教师资格证，但是一直找不到编制内的教师岗位，后来有朋友说可以去私立学校，我就去了，签了一年合同吧，不属于国家法定编制内教师。(C6)
多样性、多轨迹的成年过渡历程是本文关于青年就业议题的中心，根据对被访对象的分析发现，几乎每位青年的情况都不相同，且多经历了两种以上类型。当青年进入或部分进入劳动市场后，过渡的类型至少包括:从就业回转到学校，同样在非典型就业形态间转换，在各种全职工作、同一专业中的不同组织间流动等类型。
(1)回转到学校(类型E;类型C→类型E)
受访对象中的C4和C8为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返回校园读书。
工作三年后，我为了继续读书就把工作辞了，准备了大半年时间吧，如今顺利考上了我心仪的学校。(C8)
我是做了一段时间兼职，然后离职准备考试的，终于又可以回到校园了。(C4)
(2)在非典型工作间转换(类型F)
有部分学者认为非典型就业是青年另类的职场体验，特别是对于没有完全就业方向的青年来说，非典型就业不会给他们带来太大的压力[37]，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市场中的非典型就业机会可被理解为青年进行自我探索、认识就业的一种开放性机会。
如C3毕业后已经先后换了三份工作，他认为自己是在不断地摸索中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然而我们在访谈中却发现，C3每次离开原来的工作并非是因为认识到自己的就业方向，而多半是因为之前的工作太过劳累，且他找到的下一份工作也依旧是不稳定的非典型工作。
或许C3因为对自己的专业生涯认识不清，才在不同行业的非典型工作间过渡，但实际上即便是有志于从事某一行业(专业)，甚至在同一组织中，也依旧存在不同“等级”的非典型工作，像C14是某社区居委会的聘用工作人员，基本上也一直在不同“等级”的非典型工作中“升迁”。
我是6月毕业的，去社区开始是以临时聘用的那种形式进去的，做了有半年多吧，后来社区有人告诉我说他们要准备年底公开招聘，我就报名了，算是考入围了，但是一开始也还是没有编制，据说还要再做一年，然后等机会看有没有指标。(C14)
C14的例子可以看出，劳动市场中非典型工作类型对青年的限制，就C14而言，其工作志向基本已经明确，不需要再等一年或更多的非典型工作经验去“体验”职场，“确认”或“厘清”自己的职业生涯，但他依旧需要在不同“级别”的非典型工作中步步“升迁”。
(3)在同一行业、不同组织间转换
也有一些青年在同一行业、不同组织间转换，俗称“跳槽”。在传统的思维模式中“跳槽”往往可以被理解，即在一些不同的工作结构与待遇中转变。
C12毕业后在就N机构中工作，做了一年半后辞职，大概三个月后继续找工作，目前在C机构工作。
我是学新闻的，之前在一家日报工作，后来辞了，现在在另一家晚报工作，都是一个性质的工作。(C12)
实际上，无论是留职还是换工作，都涉及市场中的机会限制与个体选择。所谓的机会限制主要包括目前工作的结构与待遇、个人是否接受市场所提供的就业条件，以及个人追求理想的努力程度。有研究指出，过去青年离职容易，重新再找工作也容易，因此工作去得快来得也快[38]。然而，本研究的访谈结果却发现，虽有部分青年不担心工作机会问题，但更多青年表示“旧工作去得快，新工作来得可未必快”。
(1)认为如果工作条件差，即使目前没有别的选择也先离开
工作条件不好、太累是决定受访青年离职最多的理由。如C3认为工作太累，不仅经常加班还压力很大，实在辛苦。
我基本每天工作都超过12小时，按时吃饭基本上不可能，工作一年后胃经常会痛。(C3)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在对目前工作不满意时，有几位采取的是“不管找不找得到下份工作，我都要先离开再说”的策略，就像C5所说的“在那个公司我觉得就是被老板剥削压榨，虽然很多人和我说社会现在大环境就是这样，但我还是选择不要在这里”。
(2)工作条件虽好，但为了追求个人理想，选择离开
在工作取舍问题上，受访的部分青年将个人志向及职业成长潜力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并认为职业发展前景不好是他们选择离开目前工作的主要原因。
因为我觉得那个工作不是我想要的。(C5)
每天坐在办公室里，虽然清闲，但是身边的同事几乎个个一副得过且过的状态，完全不是我想要的职场氛围，我不想几年后自己也成为那个样子，所以必须离开。(C7)
(3)自认为还在发展理想和探索兴趣，仍需多尝试
也有一些青年认为自己还年轻，对未来职业规划需要有更多的尝试。
就是现在不想被局限得太死，如果你不多做几行怎么知道自己其实适合什么?我觉得30岁之前定不下来其实都蛮正常得(C3)
我现在觉得自己对很多工作都比较感兴趣，就是觉得可以先试试看。(C11)
综上本研究，通过对14位曾有过失业、非典型就业经验青年的访谈，了解其处于或经历这种就业的原因，印证了在目前中国青年中确实存在“Yo-Yo”这种在就业—就学或持续在非典型就业类型中流动的情况。下面将进一步对研究的中心议题:青年Yo-Yo过渡究竟是来自于个体选择还是劳动市场限制进行分析。
从就学与就业或工作与追求更高理想方面看，本研究确实呈现出青年在过渡中有相对较多的选择机会。如研究对象中有12名自上学期间就开始打工，其中至少4名受访者是因为家庭经济情况欠佳，必须一边打工一边完成学业(即类型A);研究对象中有6名在毕业后或以完全离职的方式准备考试(类型E)、或边工作边准备考试(类型C)。
那么在现象层面，就学与就业间呈现出的界限模糊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对于那些读书期间必须打工的学生来说，就学与就业间界限间的模糊是由家庭经济能力不佳造成的，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打工可以帮助家庭经济条件不佳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确也是一种机会的开放。对于那些毕业后又回流到学校或毕业后持续自修准备各种考试的青年来说，回流本身也代表着机会的开放。因此上述这些情况的Yo-Yo均可以视为开放选择机会的结果。
一种观点认为，青年由于无须承担养家的经济责任与负担，加之年龄较低、弹性较大，为自身长远发展可能会频繁变动工作，因此就业稳定性较差，青年劳动市场具有“工作去得快，来得也快”的特征[39]。然而在我们的研究中，虽未能完全推翻这一观点，但将青年就业问题放在当今劳动市场中，市场的总体供需状况和青年自身能力与期待都是不容忽视的方面。实际上，一些青年离开学校后，未能顺利进入职场，不得不持续变动的背后呈现出的是一种“被限制”。
受访者中工作经验最多的是C3和C7，但他们很容易找到的工作往往都是稳定性较差或强度过大的工作，C3表示自己的工作强度都很大，所以一般干不了很久就要换;C7表示找的好几个工作都基本上全年无休。
我找的好几份工作都是需要穿着高跟鞋站很久那种，上班时间也不固定，经常在饭点刚好有工作，饿过劲儿或者太忙了，就不吃了，所以我胃痛过好几次。(C3)
我的工作基本上全年无休，别说节假日了，就是正常的双休日也会常被叫来加班......加班费?没听说过......就是觉得太被剥削，才一直在换，但换的也没好多少。(C7)
上述受访者的工作性质似乎与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政府的劳动规范以及社会一般期待均有一定距离，很显然这些确实都不是“好工作”。可见，如今的青年未必可以“自由地选择工作(一份与高等教育人才对应的合理性工作)”，这与过去所认知的“:青年的变动与青年志向尚未稳定，工作来得快也去得快”“青年的职业变动是个体的选择”有所不同。因此，当我们深究那是不是一份“合理”的工作后，是否依旧可以将青年失去工作完全归因于他们的不稳定性值得进一步商榷。我们是否可以将青年频繁变动工作一定程度上视为是劳动市场限制和缺乏合理工作的一种反映?
此外，青年进入劳动市场后，不稳定性工作现象也值得进一步探讨。从本研究中受访者所从事的不稳定工作(小时工、约聘、短聘、代理)类型看，显然是一种结构的限制。
根据受访者的就业经验可分为三种类型:因追求更高理想及更高学习机会而自愿从事小时工(类型C);因未能找到全职性工作而先持续性从事小时工作(类型B);未能找到全职的正式职位，而从事全职的约聘、代理型工作(类型D)。其中类型C或许不易区别为是否受到结构限制，但类型B和类型D作为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普遍出现的新现象往往也被认为是社会变迁的产物。
其中在社会福利领域出现的短聘、兼职聘等现象可被视为各级政府、部门一方面在福利需求加大、人员短缺的压力下所采取的灵活对策，另一方面也是其减轻财政压力的手段[40]。然而，这种短期、不稳定性的工作对于从业人员来说不仅缺乏安全性，他们个体自身亦成为社会结构变迁中受限制的对象。
本研究中的绝大多数受访者均有更换工作的经历，那么当将这一情形放于青年过渡的议题中看，工作变动又会带来怎么样的结果呢?表面上看，青年就业变动可能带给个体更加多元性的尝试。
调查显示，几位持续在非典型工作中变动的受访者所经历的职业类型也较为多样，如C3就曾担任过卖场推销员、房屋中介、保险业务员、幼儿园教师等多种职业。或者，找到“稳定”工作的概率加大。如C11从政府的约聘职员最终成为某小公司的正式职员;C5从在保险公司做兼职到成为某银行的正式员工。然而，当我们深入了解具体个案时却发现，真正从非典型的工作成功转为正式工作的却寥寥无几。
如上例中的C5，虽表面看起来是从保险公司的兼职到某银行的正式员工，但更确切地说他是利用考取银行职位的期间在保险公司做兼职，即真正对他就业起积极作用的并非是其就业变动的经历，而是考试成绩;C11从政府的约聘职员到成为一家小公司的正式员工能否被视为从不稳定到稳定，其实是有争议的。有研究指出，由于小企业的市场运营能力较弱、抗风险能力不强，即便是正式员工也往往被视为“不知能干多久”的工作，因此将小公司的正式岗位与大公司的全职性非典型就业机会(即约聘、人力派遣等)相比，后者往往更受从业者欢迎[41]。
至于其他非典型就业者，如人事代理教师的C6、人力派遣的C13情况则有待持续性观察，但此现象可参考马福斯、弗拉斯(Muffels and Fouarge，2002)对欧洲诸国1995-1996年的就业状况转变分析。该调查发现，43%的暂时性契约工作者依旧维持暂时性契约工作，近30%的暂时性契约工作者在一年后变成失业者或退出劳动力市场，只有25%转为永久性就业;在临时工方面，虽然有25%的临时工在这一年中转变为全职永久的工作，27%的临时工维持原状，但有33.4%的临时工变为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其他非典型就业形式的工作者约有46%转变为全职永久的工作，但也有20%的比例成为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42]。
虽然当今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存在较大差异，但非典型就业者最终过渡到稳定型工作的机会究竟有多少，依旧是一个值得商榷并需引起重视的问题，因此本文认为当今青年就业中的Yo-Yo更大程度上是劳动力市场结构限制的结果。
从本文的研究对象及就业中的各种变动来看，除传统变动类型外，还存在六种非传统变动类型(类型A~类型F)。研究对象中的青年在过渡过程中虽会经历多种不同类型的变动，但多数依旧未能进入稳定的全职性工作:有五位(C1、C2、C5、C11、C12)完成过渡，拥有了固定工作;有两位(C4、C8)回到过渡的原点(学校)，未来仍面临重新过渡;有三位(C6、C13、C14)虽已进入全职工作，但未来依旧面临较大的变动风险;还有四位(C3、C7、C9、C10)仍处于十分不稳定状态，将持续变动甚至连变动方向都难以确定。因此，上述受访者所呈现出的工作不断变动、每次变动性质不同等特征说明目前青年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中存在Yo-Yo过渡，即一种非线性、多元性的变动特征。
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和家庭资源往往被视为影响就业机会与就业成就的重要因素[43][44]。本调查中的受访青年面对不稳定就业结构时，虽未提供更多关于性别方面的新发现，却明显印证了家庭资源在就业机会上的重要性。
C15是所有受访者中家庭资源最为丰富的一位，他几乎毕业后全部时间都在补习班准备参加司法考试，而他的父亲是著名律师，，C15大学尚未毕业时，其父就带他参与过一些案子的实习，可以预料的是C15的家庭背景对他日后就业依旧会有支持作用。
受访者中C14获得的家庭支持最少。C14成长于单亲(母亲)家庭中，母亲一直从事货运工作，弟弟高中毕业后就去快递公司打工，C14是家中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虽就读重点大学，也想继续读研究生从事科研工作，但家庭条件使他不得不考虑早点工作，尽快承担起家庭的经济责任。可见，同样是大学毕业，有些可以得到家人的支持继续深造，有些则不得不放弃继续读书的梦想。
在就业方面家庭的背景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C15可以在父亲的带领下，提前进入职场环境，而C14能在社区居委会获得一份临时聘用工作就觉得很不容易。此外，居住情况成为家庭关系和家庭支持的一种表现结果，在本调查中发现那些不能获得家庭资源支持的青年，往往需面对租金和基本生活费用等独立生活的压力。因此，那些家庭资源较为丰富者，其过渡的变动类型较集中于传统类型C、D、E，而那些家庭资源较差者其过渡变动类型则集中在A、B、C。
青年就业是一个包括多维面向的研究主题，不仅与劳动力市场中总体就业结构和个人能力有关，还受到家庭资源因素等影响。本研究试图通过对14名具有失业、非典型就业经验青年的访谈，对青年就业现象进行探索，虽未能获得总结性、肯定性的结论，特别是未能对个人就业能力进行深入探讨，但可视为对青年的Yo-Yo现象的一种现实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意义的检验命题，进而有助于后续的研究。
就研究发现来看，本研究不仅回应了西方学者的部分观点，且补充了本土研究在此问题上的不足。一方面，将中国目前Yo-Yo现象与西方研究相比，本研究发现目前中国青年在就业与就学间也存在模糊性、多元性和动态性等特征，同时青年职业变动具有频繁性。
另一方面，中国青年Yo-Yo现象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即家庭对青年实质性的帮助与支持在其就业与就学过程中发挥了较大作用，而这种家庭支持又表现出一定的阶层相关性。
本研究认为影响青年职业变动的因素主要包括:因定期工作结束而变动、因追求不同职业生涯发展而变动、因工作待遇等不佳而变动等，此与西方研究结果相近。但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即由于高等教育人才就业向低阶服务业挤压而导致的青年就业变动频繁现象。
本研究旨在通过青年Yo-Yo现象来探讨青年就业过程中所蕴含的机会开放与结构性限制，从前面的讨论可发现机会开放与结构限制并存:对于个体来说，就学是一种机会的开发，就业则是一种结构的限制。
从目前青年的过渡现象看，Yo-Yo对于其中一部分青年确实是机会开放的结果，特别是对那些希望进一步就学者而言，至少也是一种表面上的机会。青年在就学期间打工和毕业后通过补习继续深造，这种类型的Yo-Yo体现的是就学与就业间的模糊，对所有青年均可视为一种机会的开放。
然而，当我们将家庭支持程度纳入讨论之中就会发现这种机会的开放并非对所有青年具有同等机会，对于那些家庭可以提供支持与资源的青年是机会;但对于家庭不能提供资源的青年来说，这种机会则具有条件性和阶段性。在就业选择方面，那些家庭可以提供资源的青年，Yo-Yo是持续对其开放的结果;但对家庭资源不足的青年而言，Yo-Yo则是结构的限制，是个体未能顺利进入劳动市场的一种表现。
综上，本文虽未像定量研究那样进行显著性检验，但作为探索性定性研究也获得了如下有意义的检验命题:
Yo-Yo是教育开放、就业限制的结果;
Yo-Yo是对家庭资源充足者开放、对家庭资源不足者限制者的结果;
Yo-Yo是表面开放，实质限制的结果。
(1)对象的选取。由于本研究采取的是滚雪球抽样，研究对象仅限于研究者的个人社会网络，且从数量看仅对14位受访者进行调查，对象选取的全面性尚有不足。
(2)建构概念的不足。受个案访谈数量上的限制，本研究只能对受访青年个体职业变动做简单分类，无法进行多元类型分析，因此距离构建概念的目标尚有差距。
(3)研究问题与诠释上的不足。青年就业与失业问题实际上是多重社会结构与体条件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本研究仅对此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综合性的诠释与检定尚需进一步研究。
(4)分析框架上的不足。本研究是在综合西方对青年Yo-Yo过渡现象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分析框架:就学与就业间的过渡、青年Yo-Yo过渡现象中的主动选择与被动结构限制。如何更加完善此分析框架，更好地对中国本土青年Yo-Yo过渡现象进行分析也是日后需要努力的方向。
蔡玲: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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